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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品与艾滋笼罩的大凉山

   今年春天,我有机会去大凉山核心地带美姑县做一次探访,为期近20天。方式是食宿在彝民家中,就近感受了解大凉山日常的生活形态。此前,我对大凉山的了解基本限于媒体传达的危机性内容:毒品、艾滋、贫穷。实地探访一方面印证深化了这些内容,但在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理解:在被外界聚焦的危机、断裂性之下,大凉山生活仍有其日常性的根基,包括劳动、起居、情感、习俗,以致和外界同样丰富的人性内容,而这一面往往被忽略了,使得大凉山成了某种“异类”,历史进程中的“化石”。需要一种更内在的视角,才能够理解大凉山日常生活和毒品、艾滋、极度贫困等断裂性危机之间的关系,二者往往不可分割地伴生依存。在危机之下,也蕴藏着一个族群延续的生命力,与破解困局的希望。对于阳光和土地的信任无间,在历史罅隙中保留下来的敏感与自尊,人性的某种浑朴自在,既可以造就贫陋荒凉的外观,也包含了值得珍视的内在价值。另外,现实的改变也正在发生。虽然时间匆促,但我希望能够更靠近大凉山土地上的人,更内在地传达他们,而不只是一个外来的打量者。本文系“大凉山生活:日常的和忧患的”下篇

“在大凉山,人群总是晾晒在阳光下,黑暗匿在土屋中。日常的和忧患的,像尘与土难以区分。”


尘土

  正午时分,大家都躺在曲笔石布家门前的地上。

下雨天,穿过院子走向石布的家门很艰难。地上堆积腐殖质的粪土,化为稀泥,一直延伸到门边,来源是大门旁的两个猪窝和院子对面的牲口棚,牲口拉下了粪便,又将一切成型之物践踏为污泥。

  在金固吉哈和阿达母子家门前,情形更为困难,对于外来者来说,几块粪水中的跳石成为唯一的途径,稍微干结一点的靠里半截院子被一只充满敌意的大狗占据,它看护着羊群归家的迂回道路。

   这已经是改观后的场景。数年以前,牲口还在屋里豢养,把家门前作为沤粪场地是山里的传统。

   眼下猪群在门前进食之后,石布的母亲会赶着它们到屋后通向金固吉哈家的小路上去排粪,这条路上横亘着的全是猪大便。没有用来沤肥的猪圈。有时候,石布的母亲会把小猪和怀孕的母猪叫进屋里去喂食,以免争抢。

   人没有厕所,远远近近地到地里去解手。打工的青年和上学的孩子,在“上厕所”与“就地方便”之间来回切换,果果和五牛这样的年轻人回家之初会觉得不适,“但没有人去修”。

   中午的阳光强烈起来,门前的粪土晒干了一些。歇晌的人们铺开查尔瓦躺下,或者席地而坐,几个孩子坐在院子旁边的柴垛上。每个村子都能看到或坐或躺在地上的人群,散漫地聊着天,话题时有时无,随风聚散。几个妇女在缝着手中的查尔瓦,一件精工的羊毛里子查尔瓦要费上半年功夫,只能在明亮的阳光下完成。即使是在美姑县城里,也四处是这样的情形。

   阳光是大凉山最好的东西,远胜于此时屋顶下的黑暗。只要太阳一出来,人们就会席地而坐,聚集在阳光下。阳光和尘土一起塑造了彝族人脸上的颜色,和这里微红的土层近似,难以分离。

下午变天下起了小雨,人群都散了,各自去干活,石布的三弟留守在院地上,一动不动。身边光着下身的小弟弟哭泣起来,被阿妈抱走。老三仍旧坐在院地,直到小雨过去,天色将暮。

索布家的门前,中午聚集了十来个晒太阳的人,妈妈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外婆和婶婶,几个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一直在感冒的外婆侧躺在一张破旧的查尔瓦上,同样在感冒的婶婶躺在高高的柴堆上。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一会又背起他,躬身在石板上玩一种切野蒿游戏,像阿妈切猪草的样子。二妹则在门口的猪栏上攀爬上下。小妹妹从妈妈背上放了下来,躺在缝查尔瓦的母亲身边。老五仍旧光着屁股,和老四在土里玩梭坝坝游戏。

“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作者供图)“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作者供图)

一会儿,感冒的小妹妹哭了起来,一时无人照看的她拉了屎,并无人觉得应该为她擦屁股,任穿开裆裤的她四处蹭干净,只有家里的黑狗感兴趣地嗅了嗅她的屁股。光着下身的老五又开始流鼻血,和脸上的尘土粘在一起。二妹妹的鼻涕还挂在上唇一伸一缩。有一会老六无人照顾,在门前地上大声哭泣起来,直到大妹妹想起了他,回来哦哦地哄,把他抱起来背着。

大猪从猪栏里牵走,拴在大门旁边的坡上,在阳光下舒服地睡觉,傍晚再回到门前进食。

从这里望下去,整个村子袒露在阳光下,明显没有更靠近低山的觉力家一带干净:小路被牲口踩成了烂泥,烈日也没能晒干,粪水横流,蚊蝇嗡嘤,各家小院都沤着粪泥。路口扔着一堆堆啤酒瓶子,是节日纵酒的陈迹,无人回收。白色的梨花触目地盛开在高处,和地上的情形似乎全无关联。

在一处墙角,三个小姑娘躺在尘埃里,像是在天然的襁褓中,全无戒心。脸庞和头发的尘土近于透明,天生清秀的面目之美,像是节日极尽艳丽的服饰,与触目惊心的脏污合为一体,难于分解。在索布的妈妈和两个妹妹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强烈反差,似乎天生如此又令人不安。

家里没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涤有关的东西。水管在门前哗哗流淌,但没有人想到去洗脸。以前需要走过山坡去挑水,两年前政府出资,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门前,但习惯了与尘土相处的人们,多半并不觉得需要改变习惯。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双塑料拖鞋,晚上会穿过院子去冲脚。虽然没打过工,他却是村里第一个开始洗脚的人。出门打工的果果和五牛,会在一个盆子里洗脚,阿妈和弟妹并不仿效,虽然他们跟着学会了看电视和手机游戏。

下午,索布的婶婶躺在自家的院地旁边,比昨天更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并不打算去医院或吃药。村里没有卫生室。觉力的父亲当年就是突发肚子疼,因为没有医疗过世。

酒是通常的应付之道,昨夜的酒烧鸡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调制的药剂。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儿园的教室里,时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为感冒缺席,觉力和索布所在的学前班也不能免俗。

对于更严重的病情,办法是做毕摩。索布前几天请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头疼,阿妈请了人做毕摩。

对于大凉山人来说,做毕摩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条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毕摩:从感冒到卧床到轻重疾病,运气不顺,天气反常,冲犯邪祟,祈求牛羊丰足,婚丧嫁娶,或仅仅是每年例行的祈祷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来区分,毕摩需要的时间和报酬也差别甚大,从治头疼脑热的几个小时到驱鬼的三通夜,从杀一只鸡待客到宰一只羊、送几百块钱。索布外婆做毕摩的代价就是一只鸡。

石布和阿萨在山上放养的爷爷,是村里最老的毕摩师傅,也教会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毕摩。靠着毕摩的能力,爷爷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钱,还能挣到粮食帮衬家里,在村里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从山上请下来四五次做毕摩。

索布外婆做毕摩的报酬便宜,也是由于来做毕摩的是索布的一个家族叔叔和爷爷。两人都住在村庄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里的行头,斗笠帽子和花纹镶边的上衣,外披查尔瓦,最重要的一副长长的野猪獠牙,是他从村后石山上狩猎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获得了野猪的某种神力,叔叔开始敲响手里的铃铛,念诵古老的经文,再从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签条,用于占卜吉凶。一本发黄的手抄经文卷子还保存在叔叔家里,用于最疑难的驱鬼法术,是爷爷传下来。

在叔叔和爷爷对外来者的展示中,毕摩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具有了某种表演性。但它对本地人的权威仍是不可怀疑的。资历更深的爷爷,家中虽然有八个孩子,伙食仍能吃上开花白面包谷面两掺馒头,明显强于资历尚浅的叔叔。他的庭院则更符合一个老式彝族人的传统:粪水溢流,触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病菌孳生侵袭。

没有人觉得,人们频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尘土或粪垢有关。在山顶上的火窝小学,支教老师们准备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们吃饭后刷牙,进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学校和村庄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堑壑。

家里最漂亮干净的东西,是每户门楣或显眼处挂着的照片。相框里的人们穿着艳丽的服饰,在照相馆布置的花草楼阁前留影,个个干净漂亮,似乎是特意储存起来的另一个世界,不能轻易触动。


艾滋

友色住在村庄的高处,像一个隐士。

他的住处,是妹妹家用来储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条木柱承着一个木条钉的橱,带一个遮雨的顶,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栖身的这座,顶子齐整,加盖了宽大的石板,看起来是专门翻修过。友色的被褥铺在堆满了木橱的包谷芯上,一条查尔瓦做枕头。另一条被昨夜风雨打湿的毛巾被,晾在木头围栏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中被查出携带病毒,当时他已有多年吸毒史。从那以来,毒瘾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渐渐离友色而去。

因为吸毒,友色被劳教两次,进过几次看守所;家里的房子卖掉了。妻子忧愁之中开始酗酒,几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怀疑她传染上了艾滋病;大儿子十九岁时摔死,大女儿出嫁,次女被亲戚接走,小儿子在县城爱心班上学,从不回来,友色成了彻底的单身汉。妹妹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伙食也靠几个妹妹周济,和自己打零工解决。

友色随身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治艾药物,近五年来坚持按时服用,或许因此,他一直没有发病症状。但毒瘾并未放过他,往往在午后时分来袭,驱赶他从栖身的垛子上下来,下山去街上寻找吸一口的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价格高大300——400元,而这已经是大跌一半后的价格。

这是由于吸毒者已经大量发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里唯一的艾滋单身汉,他的一位同伴虽然没有卖掉房子,却同样失去了家人和财产,妻子染病自杀,剩下的儿女被亲戚接走,屋里除了一堆供躺卧的松针空无一物。紧邻的亲哥哥房子空无一人,两个儿女先后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绝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尸体十多天之后才被发现。

友色妹妹家的墙上有一张合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身后是打工所在的广州街景,却不经意出现了殡仪馆字样。站在当中带着太阳眼镜,裤腿松松垮垮的表弟已经死去六年,他是当年和友色一起初尝海洛因到共用针管的伙伴。身处异乡,三个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姿势像是在隐藏什么,又在拒斥什么。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钱,有面子,特别是请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让表弟也上瘾,这样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个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烟雾之后,可以暂时隐匿被格格不入的异乡碰伤的自尊。直到被毒瘾挟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间才散去了照片上的竖纹,透明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看不出亲人生离死别的痕迹。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村庄最靠下坡的土屋里。长女阿惹记得父亲发病到去世的情形。父亲去世前一段脸色非常不好,嘴唇脱皮,掉头发,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胀起来。常常咳嗽,没有力气干活,还总是从妈妈身上拿卖玉米的钱去买毒吸,或者借钱,“那段时间家里最苦,妈妈和我们只能吃玉米。”

毒瘾发作的时候,爸爸浑身颤抖,脾气很大,妈妈因为不肯给钱还挨过几次打,阿惹和弟妹们都很害怕。“劝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时候爸爸又哭泣说对不起家人,家里人也哭泣起来。

去世那天,妈妈睡着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觉,爸爸对她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睡意朦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种玉米的农药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妈妈准备送去医院,爸爸已经断气了。

爸爸去世后没有送上山,就在门前的树林里烧化了,只遗留两块堆柴的石头,看不出骨灰抛洒的痕迹。幸运的是,妈妈经过多次检查,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时阿惹和妹妹喜欢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张木椅子上,这张做工结实带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两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带着挂帐子的四根柱子。

小女孩爬梯子给住在村中包谷垛子高处的吸毒艾滋患者递火机。(作者供图)小女孩爬梯子给住在村中包谷垛子高处的吸毒艾滋患者递火机。(作者供图)

和爸爸一起吸毒的几个人,都发病了,有两个已经去世。阿惹的舅舅说,以前高峰期,一年村里要死去两三个艾滋病人。村里吸毒的人还剩五六个,大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把家里的猪羊牛卖了买毒吸。艾滋的阴影下,年轻人对于吸毒已经不敢轻易尝试,结婚时要双方去医院检查,没有艾滋等疾病才结婚。阿惹邻居家的一个少年去年结婚,就走了这套程序。

吸毒对这个靠近昭觉县的村庄的重创,在眼下仍历历可见:村头坐地晒太阳的人群中,地上坐的两个男人都吸过毒,一个是喝醉了酒吸,一个曾经开商店,别人拿毒给他吸换取赊货,商店在一年前垮掉,本人上了瘾却吸不起;一旁站着的村文书自己也有曾经吸毒之嫌。据文书讲,自从十多年前毒品传入村子,在2005年左右达到高峰,共有30多人吸过,10多人死亡。加上连带导致的各种死亡,几乎没有家庭可以幸免。

毒瘾之外,酗酒和抽烟都是替代。村中的一个年轻人讲,喝酒时不要菜,一两斤酒量稀松平常。在外打工时朋友喝酒唱k,酒量一般的他要喝掉五六瓶啤酒,人数多的话,每个人晚上要花1000多块。过年回家的连日串门,和平时婚丧宴会上,更要一醉方休,哪里醉哪里睡,成堆的酒瓶在村落中四处可见。友色的“床”上,须臾不可缺的是五块一包的香烟,一天要抽两包以上。旱烟杆也常常叼在女人的嘴上,索布的二妹妹已经在学大人吞云吐雾。

坐在阳光下,点燃一支烟,友色脸上看不出悲喜的神色,像是这个村庄的面目,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死亡和悲伤之后,仍旧平淡地生活着,领受微风、阳光和出产,也繁衍着众多的孩子。

家住牛牛坝的阿木、阿鲁两姐妹,妈妈和爸爸相继在数年中过世,原因是爸爸在外地做生意期间吸毒染上艾滋,又传给一同出门的妈妈。以前家境不错,爷爷一辈传下来不少临街地皮,父亲因为吸毒需用钱,都廉价卖掉了,连同自家的土坯房。

两姐妹从出生以后,一直住在临时的出租屋里,或寄居在奶奶家。妈妈去世时父亲在劳教,家中已经一无所有。阿木和阿鲁“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吃穿不一样。”今天在两姐妹身上,仍显露着营养不良导致身材矮小的后果。

爸爸从劳教所回家,身体已经很不好,两年之后去世。这期间父亲终于彻底戒掉了毒瘾,起因是阿鲁和爸爸之间的一次直接冲突。一个爸爸以前一起吸毒的朋友找他,请他吸粉。为了安抚阿鲁还拿五块钱给她。阿鲁把五块钱和桌上的白粉一起打落,推倒了准备吸粉的爸爸,骂他说,“你还想进监狱吗?”骂着爸爸的同时阿鲁痛哭起来,朋友尴尬地说着“没事,没事”,离开了。

以后爸爸再也没吸毒。爸爸很心疼两姐妹,得病后不再带着阿鲁睡,甚至不让女儿们碰一下他的脸。有一次阿鲁闹着非要跟爸爸睡,被爸爸坚决拒绝了。

爸爸去世之间不久,阿鲁曾经一个人陪同爸爸到县医院看病,照看了他一个周。爸爸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咳血,脱皮,肚子痛,脸色黑得有点瘆人。“爸爸说他好不了了,要死了,让我要努力学习。我有点不相信,就像妈妈去世前一样。”

爸爸去世以后,按照风俗在山上烧掉了,就在以前烧化妈妈的地面。烧化时不让孩子在场,但以后姐妹俩会不时地去探望。

从奶奶住在牛牛坝后坡的土屋出发,穿过干涸布满淤泥和垃圾的涧壑,经过覆盖竹叶的小路和开花的苜蓿地,来到一片铁丝网围住的集体树林,姐妹俩熟练地掀起一个缝隙,从下面钻过去。在有些荒疏的杨树林中走上一截,就到了父母骨灰烧化的地方。荒草中有一小片地面没有覆盖草皮,附近的一棵杨树似乎在火葬中被烧焦了半边树皮,这是仅有的标志。

姐妹俩面朝这片小小的泥土,低头坐着,任沉默的时光流逝,有时会轻轻跟父母说一两句话,又像在心里没出声。手里没有百合香、酒或纸钱,也没有一束野花,只有沉默。这是大凉山彝人悼念亲人的方式。

惊心动魄又饱含痛楚的往事,在微风中消逝了,只留下隐约的气息。在沙衣和阿惹家屋后的小路上,雨后阳光近于透明,对面山坡似乎在一天中变为深青,失去了几个子女的外婆倚在摊开的查尔瓦上,眯缝着眼睛领受阳光,轻轻哼唱古老的彝语歌曲。妈妈在附近缝补查尔瓦,身边偎着最小的两个弟妹。沙衣和阿惹攀上了一棵椿树,采摘初生的椿芽。轻柔的微风和生长的气息,抚平了昨夜的记忆。


彩礼

果果的手机里保存着一个一头怒发的小伙子的照片,是在打工中认识的男朋友,眼下在浙江。但回家后她删掉了小伙子的qq号,两人已经两个月没联系,“妈妈不同意”。

妈妈不同意的直接理由是,小伙子家相距两个乡,果果结婚后不方便回家帮着干活。

果果服从妈妈的意愿,“如果实在妈妈不答应,就算了”。在大凉山,即使一些年轻人在出外打工中开始自由恋爱,仍旧要纳入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的程序。否则就是“拐”,会引起极大的家庭矛盾直至危机。现实中很少有年轻人自作主张,原因是彝人在打工的他乡很难扎根,必需依托家乡的根基。

另一个原因则是,婚姻上附加了沉重的砝码:回娘家和彩礼。

曲笔阿萨的小叔叔已经结婚一年,却过着单身生活。媳妇以前不认识,只在婚礼上见过一面,当天就回到娘家,未曾同房。只有这边有干活和年终毕摩之类的重要事情,才能请人去叫。但媳妇并不愿意前来,而小叔叔也不想去叫,“不喜欢她”,平时两人一个月打不上一次电话。

按照传统,婚礼上夫妻双方甚至可能没有机会照面。媳妇回门之后,需要在娘家呆上三四年,与丈夫只是偶尔相聚,夫妻虽然结了婚,还存在严重的身体禁忌。如果丈夫始终不能抓住机会取得突破,最主要的是使女方怀上孩子,则婚姻有可能成为画饼。沙衣邻居家一个姑娘,嫁人四年仍然呆在娘家,眼下22岁,要等到25岁才真正过门。

结婚时一般并未办理结婚证,保障则在于,女方悔婚需要偿付数倍于当初男方交付的彩礼钱。譬如沙衣邻居家的大姑娘悔婚,收的四万彩礼赔了十六万。

彩礼钱是一笔高得令人惊心的数字。眼下像五果这样的女孩出嫁彩礼达到二十多万元,略有文化或有工作的则接近三十万。每年彩礼的价码都在提升,像起楼房一样一年上一层,前年还是十三万,去年涨到十七万。在靠近西昌的地方,彩礼价格更高。而在五年前,价码还在三至七万不等,16年前阿惹的父母结婚时,彩礼数字是五千元。难以想象,这些高不可及的数字怎样与烟熏火燎的贫陋土屋相联。

很少有小伙子能通过自己打工挣到足够的彩礼钱,彩礼的来源一般要依靠姐妹出嫁的收入来调换。娘家在火窝村的沙吾果大弟弟数年前娶亲,花的7万多彩礼中有一半是沙吾果出嫁的彩礼,小弟弟娶亲的13万元则一半靠家里,一半靠自己挣。石布小叔叔娶亲的13万元彩礼钱,连同婚礼花销超过20万,则来自于家中两个妹妹出嫁彩礼的积累。他的新房床头贴着四个姐妹的照片,媳妇阙如。

在女孩子这头,果果和五牛打工挣的钱,除了平时帮衬家用,积蓄出嫁时是否可以当陪嫁带走,也要看父母的意愿。妈妈给五果出嫁打造的,是一副价值一万多元的红玛瑙挂饰,另外是一副苗银手镯。

假如一个家庭缺少女孩子,男孩众多,娶媳妇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曲笔石布和弟妹们未来就面临这种困局: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孩,和索布家中情形颠倒。吊诡的是,恰恰是借女孩出嫁索要重礼来保障男孩娶亲,造成了困局。

对于更为贫穷的人家来说,为了免除彩礼的负担,保证男孩娶到媳妇,调换亲和娃娃亲是一种便宜之计,甚至会出现三家调配。沙衣和三弟未来的婚姻,爸爸在去世那年安排好了,和家在西昌的二姑家对调:三弟娶二姑家的一个女孩,沙衣则嫁给二姑父哥哥的一个男孩。这样三家都不用支付彩礼钱。这门娃娃亲显然让正在上初一的沙衣压力极大,提起来脸上就浮现阴云,但更成问题的姑表近亲结婚,似乎无人介意。

由于怀上孩子婚姻才算真正落实,这里每家孩子数目众多,几乎都交过计生罚款,不少孩子没有户口。索布家超生的四个孩子被罚了一万多块,其中一岁多的弟弟罚得最多,现在家里还欠着债。阿萨最小的弟弟和妹妹超生,罚了3000元。

石布的大叔叔家最小的孩子没上户口。和阿惹、沙衣姐妹一起放羊的阿牛,妈妈一直住在外婆家,只是偶尔过来,他家一共六姊妹,包括在外打工的哥哥姐姐,只有两个哥哥上了户口。十岁的阿牛给别人家看着羊,他并不知道,除了贫穷,自己还缺少一份生存的凭证。


上学

火窝小学建在高坡顶上,被支教老师们称作“云上学校”。

爬坡到校的孩子们,也像暂时脱离了家中的泥土地面,过着“云上的日子”。对于这座山区来说,学校像是一座飞碟,降落在他们的生活中。

几位年轻的支教老师分别来自幼教、工程设计和财会行业,带着来自外界的新鲜气息,教着相对宽松的学前班课程。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年龄跨度巨大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着从认字数数、做手工到唱歌跳舞的课程,盯着老师照猫画虎的姿势羞怯又奔放,有一种在外界不多见的虔诚。

一年以前这里还没有学校,除了极个别富裕家庭送孩子去乡里,绝大多数孩子目不识丁。入学半年后,觉力已经能够工整地写下全家人的名字,虽说他数数字还要掰手指头,不过对他和很多孩子来说,跨进教室门槛本身就是意义。

学校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课本之外,还有五颜六色的积木,手工篮球乒乓球,公共厕所和牙刷,围墙上的图画,音箱里的歌曲。周六周日仍有不少孩子来校打球或者找老师玩,带来山坡丛生的红白野花,以致从陡坡冒险攀摘的索玛花,难以阻止。

时常有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来到学校张望,回娘家的沙吾果站在学校操场上,望着学生们集体绕圈跳《小苹果》,从早晨站到中午开饭,微风吹动她裹着青色查尔瓦的身影。在相似的年龄,她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学校,脚下踩着的操场,是她当年放羊的草地。

学校也带来了实惠,国家营养餐补贴和公益组织配合,给学前班和幼儿园提供了免费午餐,雪白的米饭和顿顿有肉的菜,是孩子们在家里无法经常享受的,这也成了家长把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往学校的一个动力,他们很多已是帮衬家庭的劳力。

火窝小学由公益组织兴建,具有公办资格,但全体老师是支教人员,按年度接力。这种体制上的某种不正式其实带来了新鲜气质,附带外界密切的关注,譬如孩子们有公益组织统一提供的校服。而这是达洛小学的石布和同学们没有机会享受的。两座学校中的鲜明色彩和一片灰黑对比明显。

土生土长的达洛小学,是乡中心学校的教学点,只有四个老师,由于教师和教室不够,有两个年级断档。课堂上,前两排的几个好学生能够对老师对提问作出反应,后几排则表情茫然。和火窝小学一样,这里没有彝文教学,但老师授课时会间杂使用彝语。

学校下半年打算新招一年级,负责人说打算放宽年龄段,招一些过了入学年龄的孩子。由于是在教师宿舍充当的临时教室上课,只能招20个人。

曲笔石布算是过龄孩子中的幸运儿,去年还在家里喂马砍柴,背上负着弟妹的他,今年得到了和弟弟阿萨一起上学的机会。相比高一级的阿萨,石布的语文落后,却也能背弟弟班上教的几句唐诗,譬如“远看山有色”,数学还学得更快。每天来回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冲断道路的山洪,也阻断不了他对于上课的兴致。

从学校的附近到遥远的山间,到处可见驱赶羊群的失学儿童。阿达和相邻放羊的两个小姑娘,都只能在电视上学习汉语,他们和父辈一样,说得最好的一句汉话是“听不懂”。

外来的支教公益努力,对这里极为重要,火窝小学和沙衣所在对一座慈善学校都是例子。沙衣就读的慈善学校专门针对单亲儿童,提供一日三餐和换季衣服被褥,管理极为严格。在凉山,支教者受到普遍的尊重,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和旅店的打折,“你是来帮我们”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普通人心灵中,火窝乡政府对几位支教老师也甚为照顾。

但前一段发生的“最悲伤作文”事件导致的索玛花支教机构的困难,也体现了公益、舆论在和当地体制、民情对接时的复杂敏感之处。索玛花机构的一位成都出资人透露,他们眼下正在逐步修复因为“最悲伤作文”事件受损的局面。

对于孩童一代来说,教育的改变比不久前的上一代甚至只是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要实质得多。阿惹一直记着爸爸临终的吩咐,她和班上最好的同学约定,将来一起考上大学。没有妹妹订的“娃娃亲”,她的人生前景上少了一项负担,还可以梦想当“歌唱家”,偶像是电视上的TFboys和选秀少年。

她是学校全年级中考成绩的第一名,得到了一张由美姑县委县政府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和三百元奖金。奖金交给妈妈,换来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和化肥。周末,借着大门进来的阳光,她和妹妹在两只米袋子上摊开家庭作业。

这比当年的爸爸幸运不少:爸爸小学成绩一直很好,却没有学费上初中,在五年级辍学。沙衣的学习在班级中也处于前列。

教育带来了观念的默化。提到家里过年做的“毕摩”,阿惹说是一种“迷信”。她和妹妹都不喜欢查尔瓦的服饰,觉得买来的防寒服和运动服穿着方便。觉力和索布也更喜欢学校的校服。

但是在披起青色或黑色的查尔瓦,戴起高挑的“英雄髻”或鸡冠帽的时候,他们会和父母一样,显出某种不同的气质,不同于在田垄中或火塘边尘埃里的他们。似乎这片土地古老的气息,历经受挫,备尝局促,却并未完全失落,在时光辗转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文中友色、阿惹、阿鲁、阿木、沙衣为化名)


作者文章
作者袁凌

作家,媒体人,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在媒体工作,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