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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向医生致敬!请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

  ▲于丹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摘要

  坦率地说,电视剧里那些衣帽光鲜的医生,化着精致妆容的小护士,那是真实的医务工作者吗?我看见的小护士都不穿高跟鞋,我看见的优雅的女医生经常靠着手术室的一角就睡着了。医生这个行业真的像我们电视剧里写的那么光鲜吗?医生的脆弱和无奈,我们的媒体能把他们的真实表达出来吗?

  本文为于丹2015年4月18日在首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的演讲。

  来源:医脉通

  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代表。为什么叫向生命致敬?是因为向医生致敬,向我们积极治愈的那些患者致敬,向守护在他们身边充满理解、宽容还有信心的家属致敬,向所有生命致敬,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唯一能讲的题目。

  今天在这个会场里的,基本都是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人士,但其实还包括第三个界别的人,那就是媒体,因为社会里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导向,一切的情绪和价值,几乎都建立在媒介平台之上。作为一个教了20年传媒的老师,我想站在这里谈一谈,我们的媒体在中国医疗法治的进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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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周晓辉医生自杀谈起

  我想从一个大家记忆都还很深刻的事件谈起。如果没有记错,今年(2015年)3月31号,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周晓辉主任自杀身亡。这件事情在媒体上大量发酵,很多人都在探讨他自杀的原因,一个50岁出头的专业主任,上有90岁老母,身边有患癌症的妻子,为什么他会走上这条路?

  在他没有装修完的家里,最后的现场地上有几个空啤酒瓶,几十个烟头,他异常地关了手机,尽管一辈子都在跟人说“我从不关手机,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我看到网上的照片,医院的水泥台上摆满了鲜花,一个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摆花鞠躬悼念,前面的横幅是“周主任一路走好”。这几乎是媒体报道中第一次把类似事件原因披露为医患纠纷,因为2014年6月收治了一个肝内胆管结石的女病人,在6月、11月一直到2015年的3月,3次手术效果不佳,作为主任,就是当初大家说很难治愈,出于好心收治这个病人的周主任,他自己感觉压力巨大,导致了他最后极端行为的发生。

  这件事情过去不到30天,还不到遗忘的时候,恰恰是今天这个论坛举办的重要理由之一。医生和患者之间,法律的防火墙筑在哪里?这么多愿意尽心的医生,那么多把生命寄托在医院的患者,大家都出于良心的动机,但这个世界上良心加良心一定等于良性的结果吗?作为一个法学界的外行人我也知道一句话,就是法律追求的是程序公正。因为即使最优秀的法官判案的结果也很难说100%公正,同样,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也不敢承诺治愈率一定是百分之百。医生和法官所承诺的是程序公正,而这个程序中,我们需要太多的规则。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与国之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缺失,就是社会。中国原来缺少社会的公共空间,缺少社会的规则制约,缺少公民的价值共识。中国人讲的是,在家修什么样的资德,上朝就做什么样的大夫,在家如何对父,上朝如何侍君,在家如何对兄弟,出门如何对朋友。

  因此我们缺少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面对各位法学界的前辈,我今天是外行,不知道说的这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存在,在中国,我们很多公民的价值共识其实还是在一个起步点上。我们怎样才能用法治构筑起一道屏障,让周晓辉主任这样的例子少一点发生?怎样才能把我们所有善良的愿望在法治的桥梁中,用理性的杠杆真正呈现出来呢,所以回到我要讲的角度,就是媒体是做什么的,我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说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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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要有法治常识,常识看起来简单,其实最容易忽略

  公民要有常识,常识看起来简单,其实最容易忽略,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教育体系里,一路都在追求高精尖,忘了告诉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健康的人要保证的是他的底线。人生不一定要掌握多少高精尖的知识,但人生一定要有常识,关于人的良知价值的常识,关于科学的常识,关于健康的常识,关于人际交往的常识,所有这一切叫做常识。今天我们作为公民,要有法治的常识。

  周晓辉的事情出现之后,媒体上报道了中国姑娘在韩国整容失败维权过程中被韩国警方拘留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大家斥责韩国,斥责他们整容业如此不规范并且态度恶劣居然滞留我们的人!所有的这些情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媒体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看一看那样一个庞大的行业背后有多么坚强的法律支持。我们的医疗力量在奋勇直前的时候,有防弹衣吗?面对医闹,面对非理性维权,我们的法律又在哪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太快了,这些年颠覆了很多常识,大家在追求很多考级证书,拿一堆证书的精英未必有常识。中国的古人认为一个人有所作为首先要有所不为,一个人想要奋发前进,一定先有价值的底线,一个人做事有规模,前提要建立规则。我们的中央现在也在讲,底线思维,但是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怎么回到底线?让法治的常识更多一点,让非理性的情绪冲突更少一点。中国今天戾气太重,网络上到处都在冒着硝烟,稍微有一个火星就会爆炸,很多是因为在变革中自己的个人角色心理失衡,在一些公众事件中,他可能变成一个导火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理性,所以这是我说的法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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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和医生之间要有道德共识

  不说我们今天的道德要提升到多高的水准,但是大家面对医疗行业,我们的共识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去看医生是为了治病。其实我记得岩松讲过的,病人去医院其实是寻求希望,这一点比疾病是否治愈更重要。有些患者病没有治愈,但是他有希望,医生的话对他的生命是一个肯定。

  所以我们跟医生之间要有什么样的道德共识?看看我们今天大量的医生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自媒体的兴起,让医生这个群体逐渐走进公共视野,他们不仅仅是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体维护师,也是血肉丰满的人,这个行业里的喜怒哀乐是媒体应该更多披露的。

  坦率地说,电视剧里那些衣帽光鲜的医生,化着精致妆容的小护士,那是真实的医务工作者吗?我看见的小护士都不穿高跟鞋,我看见的优雅的女医生经常靠着手术室的一角就睡着了。医生这个行业真的像我们电视剧里写的那么光鲜吗?医生的脆弱和无奈,我们的媒体能把他们的真实表达出来吗?

  人生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美丽才受欢迎。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其实是她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最走形脸上还有浮肿,但是那种母性的光彩让她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母亲,那种美你能体会。医务人员的美,不是明星一般的相貌,更不是刷着长长的睫毛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患者。所以怎么样还原这个群体,道德的共识又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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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终生难忘的就医经历,那个主任乐了,说“我头一回看见给我解释的病人”。

  其实我一直相信,如果建立好一种沟通,也许这个社会有奇迹发生。我一直没有跟张建院长(宣武医院院长,大会主持人,编者注)说过,我很怀念宣武医院的一位医生,外科主任张常在。我认识他是在18年前,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小老师,没有上过电视,谁都不认识我。

  那时我是96级学生的班主任,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晚点名,黑灯瞎火下台阶,一不小心把脚腕子崴断了,男生还跟我说你蹦两下,蹦两下就没事了,然后我说蹦不起来了。学生们就把我背到医院,后来一查,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当时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我断的只是脚脖子又不是脖子,不影响智商,怕什么。但我心里还挺打鼓的,进了宣武医院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出去参加两个星期的教师培训,先不回家了。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除了撒个善意的谎言让老人放心,我还能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开始了解治疗方案。那是1997年的盛夏,天非常热。

  一位很儒雅的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他个子很高,和声细语地跟我讲:“你可以选择保守疗法,打上石膏就好,但是因为你断了两根骨头,如果用手法复位总有一根复位不太好,所以等到您年龄再大一点,也许这个脚腕子,就像你小时候玩松的娃娃那个脚脖子那么晃。另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打开这个一定能固定上,但是你有点受罪,天太热了。”

  我当时就说:“我选择手术治疗,我不想留后患。”

  主任看了看说,“那这样吧,今天我不当班,星期一我当班,我给你做。”

  我说:“对不起,今天星期五,我是星期四晚上骨伤的,到星期一这个骨折又会耽搁两天,我说主任你去忙,有哪个值班的大夫在给我做了就得了。”

  他说:“手术书跟麻醉书怎么办?”

  我说:“我签,作为一个独生女,我给爸爸妈妈和没有孩子的姨妈、姨夫签过太多的住院材料了,我了解,我也理解,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有什么意外,我跟你说这个没什么意外。”

  那个主任就乐了,说“我头一回看见给我解释的病人”。

  他就云淡风轻地走了,到了下午,有医生进来嘱咐我说做手术。我上手术台的时候见到这个主任(因为我老听他们叫他张主任,我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你不是今天不在吗?”

  他轻轻地一笑,“我调班了,我给你做吧。”

  等到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右脚踝上有一条细细的线,我就问换药的医生说,“怎么没有缝针呢?这难道是粘上的吗?”

  给我换药的医生说,“张主任那天调班跟我们说,这个姑娘性格这么开朗,她以后还要穿裙子跳舞的,我给她内缝合,不留伤疤。”

  你们要知道,当时我身边没有家属,没有任何人提这个要求!

  就是这个一面之缘收治我的医生,在我住院的那一周里,他调了很多次夜班,在那里跟我聊天。

  我因为性格一直很开朗,就跟他聊,然后他很认真给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看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也需要治疗,我们医生的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做手术,还得看多少新的医疗知识?”

  就这样,我跟这个主任成了朋友。后来我这个骨头长得特别棒,然后我就又开始疯忙在各地讲课,他总给我讲,你要留点时间我给你取钉子,但我总说放一放,结果没有等到他给我取钉子。那时我父亲也在这里住院,我在一次从南京出差回来看我父亲的时候,父亲第一句话告诉我说张主任去世了,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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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要多讲点好故事

  其实一个患者心里想到的医生,永远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的恩德。什么叫做共识呢?我们太多的人都曾经遇到过终生难忘的好医生,有法治的常识和道德的共识,唤醒一点相信和温暖的记忆,我想这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是干什么的人?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我们不能多讲一点好故事吗?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有时候我都很纠结能不能让孩子上网。我们的网页里充斥着各种不良事件,各种性侵的事件都在2019亚洲杯盘口_2019亚洲杯投注_2019亚洲杯冠军预测上,固然这是社会的现实,但是放大这一切能改善吗?

  不能改善令人不如意的事件,那么就放大更多充满信念和美好的新闻,这才是道德的共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共识,我作为一个独生女,上面有那么多老人,下面有孩子,加上我自己也不争气,老进医院,作为一个跟医院打过这么多次交道的人,我心里留下来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所以这是我想跟媒体呼吁的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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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要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

  第二点我想跟媒体呼吁,让医生这个群体真实地出现在患者面前,构筑一种理性的医患关系,破除伪命题,也就是说医生不是万能的。有人看到微博微信上医生生病,居然发出感慨:“医生也会生病啊?”其实这是太多的人对自己崇敬的大医生一种特别幼稚的发问,你要怎么回答呢?医生也是人,当然会得病,可能会出现我们想不到的种种的疾病,甚至更严重的情况。

  伪命题之一:医生要把所有有用的时光全都花在专业学习和患者的身上

  谁说医生上了班就得耐心地面对患者,下了班就得埋头科研?他可以不吃饭,他可以不睡觉,他可以无止无休地站手术台,然后还能保持着耐心的好脾气?

  我记得岩松说过一句话,医生是介于上帝、佛和常人之间的一种人,但是医生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有照顾家人的时间,也得有自己去游游泳打打球的时间,他也可以听听音乐会和品品红酒,因为这样的人才更经摔打,这样的人心态更健康,这样的人遇见非难的时候更包容、更阳光,这样的人跟患者聊天的时候更容易交心当朋友。

  所以我说,不要总是鼓励医生就是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的劳模,医生就是可以不吃不喝,一切都以精神力量来支撑的这么一个职业。

  伪命题之二:把医生尽力治好病作为患者的最高诉求

  修机器还不见得都能修好,医生修理的是人,这么复杂的人体就都能修好吗?有时面对特别无奈的结果,医生能做什么呢?再讲一个故事。

  我姥爷39岁时因为一次寻常的肠梗阻,那么优秀的电信工程师就去世了,我妈妈当时只有12岁,立志学医,后来学的是生物化学,然后等到我这个独生女考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希望我学医。无奈我数学实在不明白,于是眼睁睁看着我的闺蜜去江苏上了医学院而我读了中文系。

  闺蜜读书的时候不断给我写信,她大四的时候在医院实习,当时这个20岁的女孩子在信里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血液科病房里面有一个来自大西北的4岁小男孩,他患的是白血病,这个孩子特别乖巧可爱,但是他的病基本无法救治。孩子的父母抱头痛哭,好在年轻,再生一个吧。但是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病情浑然不知,他还天天很快乐地玩耍,我这个同学就痛心疾首地说,“我作为一个小医生,我救不了他,我帮不了他,我没有能耐!”

  其实当时这个同学作为实习医生,很多诊疗、治疗都是不参与的,她能做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很边缘的事,比如这个小患者淘气,有一天把一壶热水打翻了,烫伤了。主治医生就跟我的这个同学说,你上外科给他拿抹烫伤的绿药膏。我这个同学就拿回来了,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因为从小在农村没玩过什么玩具,竟然迷上了这个小小塑料盒里透明果冻一样的绿药膏。

  他抹完了以后还要玩,两三天以后,烫伤基本上好了,他已经不需要绿药膏了,但是他还要。他每天都去跟我的同学说,“小阿姨你去再给我找一盒绿药膏吧”。我这个同学说,“我救不了他的命,我也参与不了治疗,我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上外科说我还要绿药膏,我就给他找一盒绿药膏”。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这位同学后来在上海读完医学博士,又跟他丈夫去美国读了医学博士,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声望的大医生。但是我不是到现在才觉得她应该能成个大医生,而是在20多岁,她作为一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坚信她能成为一个大医生。因为有这样一种心,在陪伴一个她眼看着治不了孩子的时候,她给他生命最后的希望和爱。

  所以什么是大医生?以什么来评判一个医生的能耐?我想不是疾病的治愈率,而是这个医生的心。我们知道,香港有个电视剧叫《妙手仁心》,妙手是一种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仁心”,任何妙手也只是技术而已。

  因此我特别希望,我们媒体界别再用伪命题绑架医生。把医生架到一定的高度会高处不胜寒,其实医生有的时候是无奈的,有的时候是痛心疾首的,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他力所能及地陪伴,这就是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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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传递的终极产品是唤醒信任

  医院、医生给社会患者传递的产品,其实不仅仅是救命,而是救人,在人心上,在诚信越来越薄的时代里,唤醒信任,人跟人之间还能够有一份真诚的托付。其实患者也罢,家属也罢,眼神里殷殷的托付和信任,能不能够让医疗法治跟社会之间共同构筑起来?

  相信是一种力量,所有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就因为孩子相信,孩子从小相信大人都应该跟他好,没有人卖小孩;小孩都相信流浪猫、流浪狗应该获得食物,而不顾流浪动物身上有多少细菌;小孩都相信小花小草星星月亮是他的朋友,尽管那些小花小草也会死亡……所有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就是小孩子比我们快乐的理由。人长大了,逐渐就进入了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承认流浪猫的身上真的有细菌,人贩子也真的存在。

  小时候的那种相信,也许是幼稚的,但是人生走过一个“正反合”,就是无条件相信,到全面治愈,最后有一种合力。理性公平不是防范之心,用法治维护我们安全的底线,但同时永不陨落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希望的人心,其实这就是合,我们理想的境界。

  这件事情,医学界和法学界联手都在做,但是媒体能把这一切给社会吗?能够放大刚才梁司长讲的我们这么艰难的一个过程吗?过程是需要等待的,在这个过程里所有人做的时候,只要做事,就有差池,只要治病就有失误,我们接受吗?或者让所有医生不治病,零失误,还是我们大家看法治就是一概都是严打,缺少德治的默契。

  我在媒体20年,在业界摸爬滚打,也在学校搞理论讲学,中国的媒介正在从简单的宣传工具,转化为监测环境一个最大的自媒体。其实监测环境,协力决策是提升人的社会化进程,这是媒体里施拉姆最早界定的,这也在中国实践着,所以大家有怀疑、有期待、有焦虑、有失望的过程中,医改跟法治正在追求中国社会的最大公平,而我们人心的希望,是构筑公平最大的合力,抱有希望,愿景才能实现,如果我们媒体人能够真的愿意这样去做,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希望:

  第一,普及更多法治常识和提升更多道德的共识;第二,真实地呈现医疗这个群体,不用伪命题去绑架他们,允许他们自我生命的成长和修复,让他们先成为身心健康的人;第三,我们唤醒信任,我们共同期待,让整个社会跟医学、法学合理去等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的信任,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祝福大家,谢谢。